观点 王辉耀：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未来全球治理的

　　

　　在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进入调整期的背景下，文章分析了全球化新阶段的特点与全球治理的时代困境。文章回顾了全球化发展历程，并指出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中国是全球化的较大受益者之一，也是未来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推动者，可以通过三大支柱和七大路径反哺全球化，发挥自身软实力、经济辐射力和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推动各国聚焦双多边国际发展事务，壮大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当前，全球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际力量格局深入演变对既定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气候变化危机、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崛起及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等全球性问题挑战加剧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实践越发成为国际共识。在久拖未决的战争阴霾下，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格局震荡、武装冲突频发，人类处于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需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国际秩序，以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并再次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对中国而言，多举措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推动甚至引领经济全球化再度繁荣，是自身发展及避免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新世界大战的必要举措。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动态交融过程。从经济视角看，全球化意味着资本超越民族国家边界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也被归结为市场的发展；从信息视角看，越来越快速、便捷的信息流动将会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从文化视角看，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是异质和多样性共存；从制度视角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从体制角度，全球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从技术视角看，全球化和历次工业革命如影随形，知识和技术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从人本视角看，人的全球化已不仅是人群的全球性流动，更多体现为现代通信系统下的全球范围内的及时沟通和交流。

　　学界对全球化的概念莫衷一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球化的复杂性。综合来看，笔者尝试将全球化界定为：全球化意味着由人、企业、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维度行为体构成的人类社会在知识与技术发展的推动下，通过全球贸易、全球投资、全球移民、全球治理等多元表现形式，所形成的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现象与秩序。

　　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进入以人员、货物、资本、信息等要素全球性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500多年来，人类技术进步所催生的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使全球化发展形态和速率出现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是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期。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两个阵营被打破为统一世界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但繁荣发展与不平等是既往全球化发展的一体两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市场奉为圭臬，极大便利也放任了资本在全球摄取利益，同时弱化了国家及政府管控并平衡经济社会的作用。由此，市场推动下的经济一体化对福利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迫，无论是福利体系完备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在资本全球性流动中充分获益。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有边界，问题跨国界。人员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态势愈加明显。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使全球化失去大量民众的支持，而全球化导致的部分国家国内工作岗位流失，也激发这些国家的蓝领群体反对。加之各国为刺激经济回暖纷纷推行多样化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化的倒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了新全球化、再全球化、慢全球化、有限全球化、韧性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全球化4.0等称谓，体现了学者们对全球化发展新形态的新思考。同时，也可以看出，全球化并没有也不会终结，而是随技术发展与经济社会形态而转变发展方式。当前全球化在有所收缩转变的同时也在继续发展，数字全球化与全球数字化发展强劲便是全球化进入调整期的新趋势。同时，即便地缘政治竞争将会大大遏制经济全球化，全世界仍将通过生态全球化保持高度的相互依存性。

　　全球治理可以深刻影响世界从重大灾难中复苏的方式。二战后，基于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虽然远非完美，但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为世界带来了数十年的繁荣发展，也成功防止了世界再度陷入另一场全面冲突。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明显加强。同时，随着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似乎不再适用；国际格局渐渐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国际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随着更多的区域主义、公私伙伴关系、多利益主体、国际机制和协定的并行，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多主体组成的、充满复杂关联的、多层级的、去中心的“复合”世界。“复合”世界中的全球治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亟需进一步对治理的模式、理念予以调整和创新。

　　就国际经济秩序与安全来说，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模式因带来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而失去全球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正面临合法性危机并受到大国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许多国家倾向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而且，近年来经济制裁的使用显著增加，且可能更加频繁。尽管制裁对国际安全秩序有显著影响，但相关的国际规范和法律几乎不存在。在后单极化世界中，国家需要建立机制来规范经济制裁的使用，减少对平民的负面影响，并避免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进一步分裂。

　　对此，可建议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ICJ）就单边制裁的合法性提供顾问意见，特别是关于二级制裁的合法性及美国金融制裁的适用范围问题；可提议建立多边论坛，讨论经济制裁的风险控制，减少对民众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并制定经济胁迫的定义和规范；可基于国际人道法，设立使用经济手段的最佳实践，确保透明度、比例性及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同时，建议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限制经济胁迫措施的使用，避免长时间的经济对抗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破坏。

　　再如，联合国是二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但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事务，联合国效能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安理会已经难以应对全球的安全和政治挑战，急需结构性和工作方法的改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4年9月22日于纽约举行的未来峰会开幕式上称，联合国安理会已经过时，其权威正在下降。他称，如果不改革成员组成和工作方法，安理会将“最终失去公信力”。

　　对此，或可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组成改革，如增设半常任成员席位，20个国家将在安理会上轮流担任成员，每个国家每8年服务2年。还可限制否决权使用，如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时需获得至少一名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否则大会可以以四分之三多数推翻否决；常任理事国可以“否决而不封杀”，允许其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投反对票，但不完全阻止决议通过；还可提升和平建设委员会的地位，分担部分安理会的职责，从而减少否决的使用，并让安理会更专注于重大和平与安全问题。

　　总而言之，全球治理面临的时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科技进步存在一定脱节和矛盾，从而导致既有治理机制不能良好地发挥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机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创建。时至今日，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已是共识。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警示中美滑入战争的危险，“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则认为“金德伯格陷阱”更值得注意，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治理空白。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全球性挑战，不仅事关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前景，也牵动着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

　　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经验，越发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可以说，中国在21世纪最大的发展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因此，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以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助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且，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有实力也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使更多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受益。

　　在笔者此前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著作《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中，我们提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具体来说，三大支柱分别是人本全球化、开放性的区域主义以及全球的共存与共治。七大路径具体涵盖，首先，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发挥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国际化人才沟通中外优势；第二，借鉴东盟+3，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推进亚洲区域融合发展进程；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发展，将其作为凝聚共识、打造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第四，中国与金砖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合作前景广阔，要占据先机开拓未来；第五，中欧关系是关系欧亚大陆内部经济互通和整合程度的关键因素，要在使中欧关系提质升级同时推动实现中美欧“大三角平衡”，为国际秩序稳定及全球化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第六，中美应坚守双方“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三条底线，加强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第七，推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同时与时共进倡导新的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从而打造全球治理新格局。由此，中国可更大程度上发挥自身文化软实力、经济辐射力及国际事务议程设置能力，推动各国更多聚焦双多边国际发展事务，不断壮大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当然，全球化发展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要弥合当前世界的分裂和对抗，避免更大规模地区及世界性战争爆发，使世界秩序变革在相对缓和中进行，仍要靠增进国家间经济合作与联合，通过重塑全球经济治理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对冲军事全球化危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构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石，为世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如今，人类走到了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各方可再度着力推动新的经济秩序重构，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到来提供制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军事全球化对世界的冲击和给世界带来的不安全感。